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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3日电题：麦当劳中国CEO张家茵：中国市场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

　　中新财经吴家驹

　　“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茵日前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张家茵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0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餐厅以来，麦当劳已经深耕中国市场30多年。近十年来，中国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见证者之一，麦当劳如何看待中国市场这十年的发展与变化？

　　张家茵：1990年麦当劳刚进入中国时，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麦当劳餐厅一座难求，今天麦当劳近5000家餐厅遍布全国各地。

　　麦当劳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成长。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保持增长，消费需求更多样化。近10年，中国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麦当劳在中国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2017年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创造了客观条件，助力麦当劳中国进一步深入本土化，加速在中国的成长。

　　麦当劳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并植根中国，用创新、成长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

　　中新财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麦当劳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张家茵：过去30年，麦当劳见证了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而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也为麦当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本土化策略聚焦开设新店扩张市场、发展非堂食业务、加快新品开发和驱动数字化赋能，不断加速在中国的发展。

　　2017年起，麦当劳与中信及凯雷战略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业务，标志着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植根中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快决策，捕捉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机会，进一步加速了麦当劳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如今，麦当劳中国已有近5000家餐厅，员工超18万，已成为麦当劳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并实现了高度数字化，赋能业务成长。

　　中新财经：面对消费的新理念、新趋势，麦当劳中国在产品研发和服务创新作了哪些改变？

　　张家茵：麦当劳中国始终密切关注中国市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以标志性的经典产品、数字化驱动的便捷性和高度定制化的会员服务为关键增长驱动因素，持续推动“金拱门时代”高质量的快速增长。

　　作为西式快餐品牌，麦当劳中国积极收集消费者反馈，不断丰富菜单，已成功为中国消费者推出麦辣鸡腿堡、板烧鸡腿堡、麦辣鸡翅、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等产品。其中，麦麦脆汁鸡和咔滋脆鸡腿堡是麦当劳中国进入“金拱门时代”后的最新成果。2021年麦当劳中国启用新总部大楼，设有创新菜单实验室与餐厅数字厨房，创新贯穿研发，2021年共推出超过160款新产品。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消费者对食物便利性的要求与日俱增。麦当劳中国通过加速开店、持续创新和驾驭数字化变革，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2017年进入“金拱门时代”后，麦当劳中国发展不断提速。预计到2022年底，麦当劳中国开设的餐厅将达5000多家，五年间餐厅数量翻了一番多，扩大了为消费者提供美味和服务的范围。另外，我们对线下渠道业务平台持续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例如可以便捷取餐带走的智慧取餐柜“M to Go”，以及可以驾驶汽车直接点餐、取餐的得来速等。

　　在线下快速扩张的同时，麦当劳中国也加速布局在线业务。我们在多个平台提供线上点餐平台、支付及服务，并在多个电子商务和社交商务平台上开设线上商城。无论是取货、送货、直播优惠券、订阅卡、信用卡积分还是兑换优惠券，顾客都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渠道和方式下单。

　　此外，疫情下消费者对于餐饮外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此背景下，麦当劳中国近5000家餐厅的90%以上提供承诺30分钟必达的“麦乐送”外送服务。如今，麦乐送已成为麦当劳中国整体销售重要引擎，并保持强劲增长。

　　中新财经：今年9月麦当劳中国发布了在中国的首家“零碳餐厅”。未来麦当劳中国在“双碳”领域还有哪些布局？

　　张家茵：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中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速推动绿色发展，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与麦当劳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餐厅是麦当劳业务的核心，麦当劳中国始终致力于建设绿色餐厅，推动餐厅不断进行设备优化、营运调整以实现节能减排。对于新开设的餐厅，麦当劳从选址、设计和建造都严格实现安心环保可持续，并获得国际权威的LEED认证。截至目前，麦当劳中国已经有16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预计到2022年年底，麦当劳中国将开设超过1800家LEED认证绿色餐厅。

　　此外，麦当劳还积极致力于绿色餐厅的创新突破。9月20日，麦当劳北京首钢园餐厅正式开业，该餐厅参照国际权威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评级零碳排放标准和零能耗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餐厅建设超过2000平方米场地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均发电量33万千瓦时，满足餐厅日常运营电力需求。

　　餐厅也是麦当劳与消费者互动、沟通最重要的窗口，麦当劳中国通过线上线下的消费者科普和互动，将绿色体验贯穿到顾客旅程的各个环节，鼓励绿色减碳的生活方式。

　　在麦当劳餐厅，顾客可以体验到麦当劳“绿色回收”核心平台“重塑好物”的各种成果。该项目产品中的海洋塑料回收椅、“懵懵小象”、宝宝椅和绿色餐盘等成果也已陆续在麦当劳中国绿色餐厅中亮相。麦当劳绿色餐厅还为消费者提供100%可持续森林认证原纸(FSC)包装袋、免吸管饮料杯和可降解塑料饮料袋等“绿色包装”，在确保消费者用餐体验的前提下，使用更绿色的包装，减少包材和塑料，并使用可持续认证原纸。

　　中新财经：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这是否会对麦当劳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未来麦当劳在中国市场将如何开展业务布局？

　　张家茵：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麦当劳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在洞察本土顾客的口味以及生活形式的基础上，加速新品的创意及研发，不断推陈出新，为顾客持续带来充满新鲜感的美味产品。同时，麦当劳中国将继续开设新餐厅、驾驭数字化变革和加快业务平台创新，覆盖更多的市场，满足顾客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

　　同时，我们也关注中国的绿色未来，我们与权威专业的合作伙伴一起，联动上下游供应商，以绿色发展引擎驱动业务的可持续增长，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在绿色餐厅、绿色包装、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回收方面不断探索和发力，为下一代创造更绿色的未来。(完)